菜州、登州两府相比规模（人口钱粮）而言，在明朝中前期，菜州更大。
但明末随着登莱巡抚的设立，登州的地位陡然提升，并且发往辽东的粮响和货物都在此转运，因此登州一时之间成为整个山东颇为亮眼的一座府城，史称“登之繁富，遂甲六郡“（山东当时总共只有六个府）。
但在整个”登莱之乱”过程中，登州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，而菜州则战斗英勇，以至于此后胶东半岛流传这样一句话：“纸糊的登州，铁打的莱州”。
当然了，事出有因。
登州府城里的辽人更多，而且城内的耿仲明一看形势不妙干脆也反了，所以孔有德只用十三天就拿下了蓬莱。
或许举兵反叛并不是孔有德的本意，更多是出自李九成的撺掇。但是一旦真正举起了叛旗，那就由不得他们再做选择了。
孔有德也好，李九成也罢，他们肯定都没有推翻大明自己当皇帝的打算。起兵之初他们甚至连什么战略目的都没有，具体造反造到什么程度，叛军的高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。
不过等叛军拿下登州府城后，肯定商量过后路。
登州位于胶东半岛北海岸线的中段，往东可至福山、宁海、文登；北渡海可至旅顺，向西经黄县、招远可至莱州再入山东内陆；南边翻山则入栖霞境内。
就当时的形势来说，西向攻莱州，据胶菜河天险而守之，进可威胁山东内陆，退可划河自守，为上策；
而放弃登州，舍弃辎重，北渡海至辽东，虽然可以避免明军征讨，但好不容易得到的登州钱粮兵马，不战而拱手让人，且后金方面态度不明，容易骑虎难下，因此为下策。
李九成、孔有德、耿仲明都很清楚，如今朝廷焦头烂额，任何兵变民乱，只要上了一定的规模，招抚几乎是朝廷最先做的一件事。
远了不说，就是天启末崇祯初的几次兵变，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“招抚”而告终。就连身为总兵官的黄龙在皮岛被暴乱士兵拷打，甚至打断了腿，最后也“招抚”了事。
所以他们应该是打算用造反来获得最好的“招抚”条件。那就必须先展示一下实力。
从行军路线来看，拿下蓬莱后，叛军向西攻下黄县，随后招远闻讯投降，叛军不到半个月之内，连下三城，气焰颇为嚣张。
不过，幸好在东面的福山方向，叛军进攻不利，未能攻下县城，使得胶东半岛东部的人力物力未被叛军所用。
继续向西进攻莱州，一来是为了控制进入胶东的通道，以此自保；二来是向朝廷施加压力，增加谈判筹码。
所以，他们起初表达愿意接受招抚的意思，是缓兵之计，用来拖延朝廷镇压，尽量扩大地盘，增加实力。
只要有了强大的实力，就能跟朝廷提出更好的条件。而这个条件，是很多东江出身的将领一直有所企图的。
那就是将东江镇变成名义上隶属于大明，实际能够游走于大明和后金之间的第三股势力。
这样的苗头在当时的关宁镇已经出现――统兵的将门家族正在向军阀转化，不但坐领大笔的军饷，朝廷也开始渐渐的指挥不灵了。
尾大不掉，骑虎难下。
朝廷为了对付后金，只能源源不断的给对方输送军饷粮食，让他们形成事实上的割据一方的军阀。
曾经毛文龙死后左右东江镇的刘兴祚兄弟，就有这样的打算。但刘氏兄弟不是追随毛文龙起兵的东江旧人，号召力有限，所以最终不能成事。
相比之下李九成、孔有德等人全是当年跟随毛文龙起兵，一手缔造东江的旧部。李九成还当过东江副总兵，在东江旧人中威望很高。
只要朝廷愿意招抚，由李九成出任东江总兵，东江旧部就能摆脱黄龙这个“外人”。放开手脚自由行事了。而且他们还能在事实上控制胶东。
算盘固然打得不错，但是大凌河之战刚结束，朝廷就冒着风险调辽军入关平叛。
叛军纸面兵力不少，但精锐主力也就一二千人，野战失利后只能退守蓬莱。
如意算盘也就泡汤了。
而这时朝廷经过争论后最终下定主意，弃抚而剿。
孔有德等人最后一条路，只有从海路逃亡去投鞑。
……
崇祯五年的最后一天，李自成由南京千里迢迢跑到了登州府城蓬莱旁边的黄县。
原历史线孔有德投鞑带来的连锁反应相当大。
起初李自成并没有什么想法，大不了打建奴时多花一年时间而已。
可是没想到孔有德居然来信有意投靠。
既然没办法弄死他，也许救他一命能加快大顺夺取天下的速度。还可以间接削弱鞑子的实力。
李自成匆忙间就做出了决定，放弃在南京的行程，快马加鞭跑到了山东。
黄县一带几个月前遭过战乱，再加上增援过来的明军几万人马要吃喝，附近民生凋敝。
大年三十的年夜饭，李自成花了三百多两银子。黄山馆驿站也仅仅是让三百多人勉强吃饱了，鸡鸭鱼肉一概没有。
有白面馒头就不错了，驿站人吃的都是杂合面和稀粥。
至于周边老百姓，想什么年夜饭，没饿死就算胜利。
哪怕李自成想接济贫民，几百里范围内有银子都买不到粮。
驿臣刘虎讲了些附近形势，大倒苦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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