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军和顺军握手言和，只偶尔放两炮做个样子。
吴襄和短毛畅聊了三天后收到消息，朝命让他带队返回京师。
随着确认了皇太极出征，李自成花出去的那些银子总算开始起作用了。宣、大及京师附近逐渐加强战备，预防鞑子再次破边入寇。
宣大总督张宗衡被调回去了，山海关总兵尤世威也停下了脚步。刚要去宁夏做总兵的祖大弼被京师暂留，不知他要是对上大凌河投鞑的刘天禄、张存仁、祖泽润、祖泽洪、祖可法等人打还是不打。
另外，不出意料祖大寿婉拒出关，崇祯帝无可奈何。
最令人惊讶的是，朝廷动议要再次招安短毛贼。据说还是朱由检亲自提出来的。
上次太原招安两方都没啥诚意，这次朝廷暂时没开出条件，不知是不是来真的？静候佳音。李自成初心不改，仍然愿意当崇祯帝的女婿或者姐夫
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打断了李自成的瞎琢磨。
同时让吴襄动起了一丝歪念头。顺军火器强，这雨一来可就废了，不就相当于卸了短毛两条腿？他还拿什么跟辽军打？
火枪上装备的刺刀能破甲？那个造型稍显别致的雁翎刀能破甲？
祖宽、杨国柱等将领不停撺掇总兵开战，老乌龟有些动摇。
问题是两军阵前横着一条河，太碍事了。
吴襄脑子一转，邀请大统领去大名县里躲躲雨，李自成说我要和兄弟们同甘共苦，谢绝了。
打，还是不打，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。
没等吴襄考虑清楚，外面消息传来，顺军已经拿下南乐县，全员开拔进城去了。
“短毛居然如此卑鄙！”
吴襄骂骂咧咧的赶紧跑去大名躲雨。
……
从天启七年（1627）至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大明旱灾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。
比如崇祯二年，旱灾区主要在陕北，汉中府、西安府及延安府南部没啥问题。
因此陕北灾民们从“拥道告赈”，转而“张旗鸣金”，再到暴动杀官，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以万历年稍微准确点的人口算，延安府境大约160万人口，而拖家带口的“流贼”约20万。也就是说差不多八分之一的人口不事生产，以“打粮”为生。
崇祯四年开始，旱灾区逐渐退出陕北。天气的好转再加上朝廷赈济和武力镇压多管齐下，不愿投降的农民军大多数陆续转战山西。
山西平阳府相对粮食充足，不光能供养自己三百多万人口，向来也是陕北主要粮食来源地。所以农民军进入后吃得饱穿的暖，在官军围剿下来来回回四窜就是不愿回陕北。
崇祯六年，农民军的活动范围包括非灾区的泽州和潞州。但山区粮食显然不够吃。所以同一年，他们又进入北直隶的顺德与真定两府。真定府是崇祯元年的旱灾区，但在崇祯三年至崇祯六年风调雨顺。
原历史线，在官军重兵围剿下，北直隶地区农民军退守卫辉府之太行山区。“贼踞林县山中，饥民相望而起。”
卫辉府北部的林县虽然缺水，但与崇祯年间的旱灾无关。所谓“饥民”，纯粹是朝廷、衙门等苛政人为制造出来的。
不过这次李自成提前拿出大笔银子启动丐版“红旗渠”工程，他们生活还过得去。或许当地人将来还会继续以建筑施工闻名全国。
那么灾区与山区的粮食短缺，原历史线农民军为何不进入非灾区或更为富裕的平原区觅食。事实上，崇祯五年冬，李自成曾率部从山西泽州攻打河南怀庆府，试图打开进入非灾区觅食的通道。
然而，非灾区的官军防御力量强大，城墙高厚，易守难攻；在非灾区的乡村，民众在乡绅带领结寨筑堡，团结一心。有食之区并不一定是合适的觅食之区。
话说原历史线明军本来把农民军压缩在黄河边了，剿灭他们唾手可得，结果大明骄兵悍将们一顿搔操作让人家跑过了黄河。
崇祯七年陕西境内基本无灾。整个北方除了山西南部一小片地区外基本无旱灾。所以这一年大部农民军在豫西、四川等地搅合一顿后准备从陕南返回老家。
可见气候变化对时局带来的重大影响。
李自成看着窗外雨停，掐指一算，今年会有个好收成。明年怀庆、卫辉更是风调雨顺，能屯不少粮食；上党有些缺雨，不过随着各种水利工程陆续完工，影响不会很大。
手中有粮心中不慌。
隔天，吴襄急匆匆拔营北上。李自成一时间没了目标。
上个月，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奏言：“南都、凤、泗、承天，陵寝所在，宜以宿、寿、襄、叶为咽喉。淮、徐则京师咽喉也，乞敕淮抚杨一鹏急宜预备，防贼东犯。”
李自成提前跑了趟南京也没起到多大作用，南方兵备仍然糟糕的一塌糊涂。袁宗第和刘芳亮至今没遇到对手，他们并不攻城破县，只打土豪，当然对朱家老坟也没兴趣。
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：“流寇有四：一乱民，一驿卒，一饥黎，一难氓。宜分别剿抚。”
上善之，拨内帑五万两命御史去陕西赈饥。
毫无卵用。
陕西巡抚练国事奏：“今日最难有五：曰缺兵。今防插汉尚不足，能分以剿贼乎？榆林兵止五千，陈奇瑜率以剿贼，而防秋又当西还，则兵愈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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